毋庸讳言，全运会成绩曾直接决定了各省市体育官员的升迁，所以各省往往穷尽人财物力来备战全运会，各省分管体育的副省长往往亲自担任本省体育代表团团长并前往现场督战。而国家体育总局以及其前身国家体委则以全运会为指挥棒，引导各省集中资源为奥运争光计划培养人才和积极练兵。
在乒羽跳水举重等中国优势运动项目中，夺得全运会冠军的难度甚至比奥运会还要大，“一群奥运冠军为了全运会金牌杀红眼”、“奥运冠军却从未拿到全运会金牌”、“全运会频频打破奥运会纪录”……种种看似调侃的黑色幽默却在全运会真实上演过。
正是因为全运会竞争太过激烈，各省的盘外招不断，以致于全运会频现各种争议、负面消息乃至丑闻，比如“金牌内定”、“兴奋剂丑闻”、“裁判黑哨”、“行贿受贿”，全运会变成了“唯成绩论”的政绩赛场，以致于有政协委员联合提案，称全运会劳民伤财，要求取消全运会，把资金用于发展全民健身运动。
全运会史上力度最大的改革就此出现：2014年，中央巡视组曾专门就全运会提出“金牌至上的政绩观扭曲了体育精神”的巡视意见，2015年体育总局宣布全运会取消金牌榜、奖牌榜和总积分榜排名，转而为全运会增设群众体育赛事，鼓励普通群众参加全运会。
客观而言，全运会取消金牌排名的初衷是为了淡化金牌崇拜、遏制成绩功利化趋势，这一出发点值得肯定。但竞技体育比拼的就是成绩，全运会的定位就是我国竞技水准最高的综合大赛，没有了成绩排名作为风向标，全运会的话题性、媒体关注度和综合影响力日趋走弱，这也是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金牌榜不是问题的根源，根源是金牌榜背后地方体育部门缺乏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体育评价机制。
而具体到本届全运会，同样也有自身的尴尬：由于疫情导致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办，这导致全运会和奥运会历史首次在同一年举办，奥运会和全运会间隔仅一个月的时间，两大赛事“背靠背”举办，对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和体能储备皆是极大的考验。
同时，全运会大规模增设广场舞等群众比赛项目，固然让普通群众在全运会享受到了顶级明星的参与感，但全运会的整体参赛规模却创造了历史新高。尽管疫情让本届全运会的参赛人数有所压缩，但单单是决赛期间仍有12000余名运动员、6000余名代表团官员、4200余名技术官员参与比赛，5300余名组委会、竞委会人员和15000余名志愿者参与，可以作为对比的是，号称“史上参赛规模最大”的东京奥运会参赛选手数量也不过11309人。全运会正在朝着“大而全”发展，这无疑让全运会的承办成本激增，也与奥运会等综合大赛努力“瘦身”的趋势相背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