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众人物及其影响（以及医学的严肃性），还有个更为典型的例子：1992年魔术师在感染了艾滋病毒后，一度在球场上受伤流血，当时湖人队医维蒂在电视转播镜头的面前，犹豫了一会要不要戴手套，最终，为了避免将恐慌情绪传染给对手和观众、让魔术师继续在场打球，他选择不戴手套，按普通方式处理伤口。
但随后，这名队医就被美国医疗协会裁定为违反安全规定——因为他在电视转播面前公开对艾滋血液采取错误的处置方式，可能会误导更多的人。
可能，本质上就是概率。我们无从知晓是否真的有人被这个镜头误导，也不知道球员打/不打疫苗，有多少概率会得新冠，又有多少概率因为疫苗副作用/新冠后遗症而影响职业生涯。从联盟或政府的角度，推行疫苗强制令，有多大概率能在短期内平抑疫情数据、恢复正常经济活动，又有多大概率会激起球员或民众反感，甚至形成舆论浪潮？所谓的选择，背后也有每个人和集体对这些概率的衡量。
好巧不巧，就在最近，前老鹰球员布兰登·古德温，就表示自己因为疫苗而得了血栓：“在打疫苗之前，我都好得很。人们会跟你说：这跟疫苗没关系。但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你们并不了解。没错，就是疫苗让我赛季报销了，我百分之一千地确定。”
关于疫苗的种种争论，基本都围绕这几点展开。说到底，在这种非常规的危机常驻下，很多传统的思维和社会规则都会被改变，非黑即白的理念也会被打碎，人们终将变得理性务实——病毒和科学不会给你打马虎眼，你终将权衡自己的思想和现实，综合各种概率，做出自己的选择。
而一旦做出了选择，就要承担相应的结果。
关于NHL、加拿大球员与新冠，还有最后一个小故事。2020年初，面对汹涌而来的新冠疫情，NHL球员塔迪夫决定披挂上阵，前往抗疫第一线支援医疗团队——他在2018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但因为投身赛场而没取得临床许可证。加拿大官员从没见过这种先例，只能匆忙批准他成为医疗专业助手，去一家护理中心协助每个患者的日常生活与治疗。
塔迪夫后来回忆道：“在正式上岗的前一天晚上，我非常紧张，跟我比赛前的紧张感不分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