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卡特总统显然还没搞清楚，虽然王贞治出生于东京、已经在日本生活了37年，但他始终没有加入日本国籍，而是维持了华侨身份（虽然王贞治当时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从法律层面来说，他的确不算是“日本人”。这一点给他带去了不少麻烦，王贞治不止一次地面对国籍相关的尖锐问题，在他执教期间，也一度因此而饱受争议。但国籍带来的不只是问题，也有他意料之外的转机。
在王贞治打破记录之后，东京华侨总会就向他发送贺电，其中写道：“我们确信（这一纪录）能更增进八亿中国人与一亿日本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也同步刊登了这一消息，《读卖新闻》驻北京记者写道：“虽然棒球运动在大陆并不普及，甚至一度消失，但王贞治的成就还是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关注。”
事实上，就在王贞治破纪录之前，中国棒球考察团刚刚访问日本，还在《读卖新闻》的安排下，多次与王贞治沟通。70年代正是中日破冰的关口，棒球作为中日两国的共同回忆，再次扮演了”小球推动大球“的角色。早在1973年，廖承志就率领代表团访日，并邀请王贞治的父亲王仕福赴宴。
同胞在异乡取得好成绩，总会在本国引发热潮，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都不罕见。王贞治的世界纪录迎上中日破冰的大潮，让棒球成了中日文化沟通的主话题。短短数年间，日本派出了十余支棒球队访华。在王贞治破纪录之后，读卖巨人队还邀请北京棒球队到日本训练一周，并使之成为定期活动，王贞治本人也收到了无数中国人和侨胞的贺电与来信。
《读卖新闻》还延续了1930年代的敏锐度，王贞治原定于1976年到访中国台湾，作为嘉宾出席“中正棒球场”的落成典礼。但随着中日关系迅速升温，读卖巨人队管理层用书面形式拒绝了台湾方面的邀请，并给王贞治本人写信：“有关本次您将访问台湾一事，如您所知，近来在日本国内的球迷间引起了不必要的误会 ……希望您能明察事理，做出明智判断。”
中日关系正常化，和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的棒球土壤重新萌芽，就在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的同一年，棒球运动就在北京等地复苏；1974年，全国性棒球比赛重出江湖，第二年，棒球重回全运会；1978年，就在北京棒球队前往东京训练的同一年，中国棒垒球协会正式成立。中国棒球正式有了官方背书，棒球也有了更多余裕，开始承载更为纯粹的运动热情，而不是单纯作为军事、统战和外交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