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喀麦隆的拳击手托马斯·恩索姆巴是这些叛逃大军中的一员。有意思的是，恩索姆巴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就准备叛逃到中国：“但在中国期间，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前景并不怎么样，所以我回到了喀麦隆。最终我选择在伦敦奥运会期间叛逃到英国。”
相比于恩索姆巴的挑三拣四，厄立特里亚的运动员则根本不挑食。2019年，四名厄立特里亚运动员在乌干达参加比赛时叛逃乌干达，而乌干达政府发言人竟然表示这种事儿根本不新鲜：“过去几年，每当有厄立特里亚的球员来乌干达参加比赛，都会选择滞留在这里不回去，我们已经习惯了。”
从2016年至2020年间，厄立特里亚总共有33名球员叛逃到了乌干达，都够组织足球队的了。搞笑的是，乌干达政府发言人不仅不认为厄立特里亚球员的叛逃是坏事，还在记者发布会上吹上了：“在乌干达，你不需要很多钱，就能开始全新的生活。这里的生活比厄立特里亚要好得多。”
联想到叛逃的塞基托雷科，厄立特里亚的生活环境到底有多么水深火热，我不由得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我选择了自由”
相比于普通大众的叛逃行为，运动员的叛逃行为往往更令人印象深刻。
1948年4月20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二月事件”，捷共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执政党。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期间，捷克斯洛伐克著名体操运动员、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女子体操队教练玛丽·普罗瓦兹尼科娃在率队夺得伦敦奥运会金牌后滞留伦敦，并在奥运会之后叛逃到了美国。
普罗瓦兹尼科娃拉开了东欧运动员叛逃的序幕，她活了101岁，目睹了1989年的捷克天鹅绒革命。
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匈牙利又成为了主角。由于匈牙利爆发了十月事件，并在之后被苏联镇压，参加墨尔本奥运会的匈牙利运动员极度敌视苏联运动员。
在墨尔本奥运会水球比赛半决赛中，匈牙利与苏联相遇，匈牙利球员带着满腔怒火与苏联运动员较量，双方大打出手，比赛最终演变成了全武行，这场比赛后后世称之为“水中血战”，后来的匈牙利代表团中有83人叛逃到了美国，并定居在了加利福尼亚，只有38人回到了匈牙利。
此后的几届奥运会，也曾零星发生过几次运动员叛逃事件，主角仍然是匈牙利人。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一共有117名运动员叛逃，来自非洲的运动员占据了绝大多数，一小部分来自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东德。
